由于印度的极力阻挠，WTO自成立以来达成的惟一一份贸易自由化协定日前宣告搁浅。这一事件挫伤了外界对WTO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本就“货存不多”的信心，也使WTO的前路再度陷于暗淡。
“考虑到印度的经济民族主义本来就很强烈，出现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外。”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孙士海向中新社记者分析，由于本国特殊国情，印度向来重视保护国内农业，不希望遭受自由贸易的冲击。
本次事件的导火索正是农业。在谈判中，印度坚持要求制定出有关其粮食储备和补贴的永久性协定，要求该协定与贸易便利化协定同时通过，并且提出延期通过贸易便利化协定。在这一诉求并未获得支持的情况下，谈判破裂。
“此举意味着WTO正进入‘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’。”WTO总干事罗伯托·阿泽维多坦言。
考虑到WTO当前的处境，阿泽维多并非在危言耸听。在经历了12年艰苦的乃至于一度陷于僵局的多哈回合谈判后，去年12月，WTO第九次部长级会议终于达成 WTO成立以来首份多边贸易协定，即“巴厘一揽子协定”。这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丝信心，但“印度象”的此番搅局，让这一信心看起来更像是昙花一现。
“这是多哈回合‘早期收获’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挑战之一，预示着多边贸易体制还面临很大的障碍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(微博)对中新社记者说。
一边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举步维艰，一边却是区域主义的异军突起。桑百川指出，作为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新变化，新区域主义近年来迅速兴起。如，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(TPP)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(TTIP)涵盖了世界上2/3的GDP，中国则在海外签署了12份自由贸易协定。人们担忧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会挤占多边贸易体制本就逼仄的空间，甚至有舆论高呼——多边已死。
“区域化只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，而不足以取代后者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向中新社记者指出，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的大势所在，是任何困难都不能阻碍的。
张汉林以印度为例指出，该国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经济发展迅速，其改革成果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。“包括中国在内的无数事实证明，一国什么时候更加开放和自由化，其经济竞争力就会随之增强。”张汉林说。
桑百川亦指出，新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并行不悖的，即便在一些议题上多边尚不具备达成一致的条件，区域的先行达成，也可为促使多边最终达成一致创造条件。
“对于中国来说，在目前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困境的情况下，更应高举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旗帜，为WTO早日走出困境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。”张汉林说。
